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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疫苗事件: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涉及什么样的法律罪名

    时间:2018-08-22   作者:



    近几日,关于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在无论在社交网络平台上还是各个网络新闻媒体上都炸开了锅,形成了全民热议的一件大事,为此国家领导人就疫苗事件作出批示: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在批示中要求,国务院要立刻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到哪些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对一切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重拳打击,对不法分子坚决依法严惩,对监管失职渎职行为坚决严厉问责。尽早还人民群众一个安全、放心、可信任的生活环境。那么对于此次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就相关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处罚呢?刑法上涉及哪些罪名?


    一、相关概念

    (一)疫苗类属于药品范畴

    药品管理法第101条明确规定疫苗属于药品: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二)假药与劣药区分

     如果疫苗在有效成分的种类上造假,属于假药。如果更改有效期或生产批号、降低有效成分的含量,则属于劣药。

    二、涉及的相关罪名

    (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生产、销售假疫苗、劣疫苗等假药、劣药的行为,实践中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证实已经造成了人体健康的危害,或者很多已经实际上造成了人体健康危害结果的情况很难通过证据证实是由假药引起的。那么根据该情况,认定生产、销售假药罪只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生产、销售劣药,更是要求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才构成犯罪。

    而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样认定就能将此类犯罪打击枪口“上移”一个幅度。

    检索裁判文书网,相关犯罪行为没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的判例。检索到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鹤刑二终字第88号判例,公安机关对嫌疑人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的行为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拘的,最后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宣判的。

    我们认为,实务中可以根据情况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这样做也有相关依据:2014年颁布实施的《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 明确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药用要求的非药品原料、辅料,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生产、销售假药罪(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哪个重定哪个)

    《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注意事项:想要对其判处三年以上甚至十年以上乃至死刑的,必须用证据证实已经有造成人体健康严重危害乃至死亡的事实,并且危害结果与注射服用假药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便在注射假的狂犬病疫苗后,因起不到作用而使得狂犬病发作而死亡,实务中对认定“造成死亡”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也保持谨慎,如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芜中刑终字第00269号判例。

    经过中国裁判文书检索,生产、销售假疫苗的被认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基本上都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主要是无法用证据固定证实危害结果的发生。比如:

    1、茌平县人民法院(2014)茌刑初字第61号:销售假狂犬疫苗1216支被判处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2、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芜中刑终字第00269号:

    2014年7月份,徐某某明知其经营的无为县开城大众药店没有疫苗经营资格,仍私自从药品销售员汪某某处以每盒人民币45元的价格购进12盒“人用狂犬病疫苗”(标示生产厂家为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批号201403029-2),并以每盒人民币75元的价格销售给无为县赫店镇苏塘村卫生室村医张某某,张某某给花某某等多名狂犬病患者注射了该批次的“人用狂犬病疫苗”。2014年9月11日,花某某非正常死亡,后经临床珍断死于狂犬病。2014年9月26日,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该批次的“人用狂犬病疫苗”按假药论处。事件发生后,央视国际、网易新闻、人民网、安徽网、凤凰资讯等媒体均进行了相关报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法院:对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徐某某不构成“其他严重情节”,因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项规定,生产、销售假药,根据生产、销售的时间、数量、假药种类等,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具体到本案中,根据徐某某销售假药种类为人用狂犬病疫苗,被害人在注射该疫苗后不久即死亡,被害人死亡后引起了媒体广泛报道的客观事实,可以认定为构成其他严重情节。认定被告人徐某某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三)生产、销售劣药罪

    经过裁判文书检索,疫苗类涉及的生产、销售劣药罪几乎没有。刑法上的生产、销售劣药罪属于实害犯,要求已经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才能构成犯罪。“生产、销售劣药,对人体健康未造成严重危害的,不构成生产、销售劣药罪,但如其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根据刑法第149条的规定,应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如果疫苗生产是更改了有效期或生产批号、降低有效成分的含量,则应依药品管理法第49条认定为劣药,实践中不排除以生产、销售劣药罪认定。

    (四)非法经营罪(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哪个重定哪个)

     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未取得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非法经营药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药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药用要求的非药品原料、辅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前两款行为,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五)较多的行贿、受贿类犯罪

    2016年1月-2018年3月涉疫苗案件判决情况 (点击看大图)

    在这些已判决案件中,多是一些医药公司负责人、销售人员(医药代表)向地方疾控部门、公立医院、基层卫生院相关国家公职(工作)人员行贿、给医生回扣,主要涉及到行贿罪、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1、行贿罪、受贿罪

    医药公司负责人、销售人员(医药代表)向地方疾控部门、公立医院、基层卫生院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贿,这些国家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管理疫苗采购环节,往往是一些地方疾控部门主任、副主任;医院的院长、副院长、药品采购部门负责人、基层卫生院院长等职务。还有是一些管理药品数据的工作人员,比如医院药房、信息科等管理相关疫苗数据的人员,医药公司负责人、销售人员(医药代表)往往需要疫苗使用情况数据统方而向这些人进行行贿。这些人也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2、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医药公司负责人、销售人员(医药代表)向普通医生进行行贿,让普通医生选择推广该公司产品,一般而言,普通医生从事技术劳务并不管理公务,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只能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认定,医药公司负责人、销售人员(医药代表)就相应的只能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进行认定。

    另外医药公司负责人、销售人员(医药代表)向私立医院的管理人员进行行贿,双方也只能构成此类罪。

    (六)渎职类犯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

    渎职类犯罪主要是发生在医院、疾控中心、药品监管部门等,根据已发生的判例统计,目前大部分此类案件来源于基层的卫生服务站相关管理人员,在疫苗药品等采购环节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或者玩忽职守疏于监管被判刑。

    (药监部门)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7)陕0802刑初222号:

    被告人王某某任榆阳区药品稽查大队二中队中队长,负有对辖区内医疗机构药品使用质量履行日常监督、检查的法定职责。2014年11月份在对原榆林泌尿专科医院因经营假药进行查处并给予行政处罚后,本应对该院增加监督、检查的频次并加大对该院药品的质量抽验力度,但被告人王某某未按照规定履行职责,仅于2015年1月27日对该院日常检查一次,发现该院药房的部分药品购进记录不完整,遂下发整改意见,但一直未进行追踪检查,3月9日针对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专项检查一次,对药品的使用没有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工作流于形式,2015年4月后,再未对该院进行日常监管,致使该院药品使用情况失去了有效监管,使不具有执业药师资格的边某长期在该院药房工作,并将不具备开具处方权的医生开具的大量假药销售给患者,价值337913元。判处被告人王某某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

    (疾控中心)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8刑初13号:被告人夏某在任职石家庄市裕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期间,未经领导同意,私自从未取得疫苗经营资质的石家庄博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靳某(另案处理)处购进水痘、HIB、流感等二类疫苗,并谎称该疫苗系河北省疾控中心销售,从而向辖区内的大马社区卫生所、尖岭社区卫生所、方北社区卫生所推销,数额达147万余元,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判处被告人夏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医院、卫生服务站)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7)陕0602刑初6号:被告人田某在担任宝塔区柳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期间,在明知康某某(另案处理)没有销售二类疫苗资质的情况下,私自从康某某手中购买”山东问题疫苗”1575支,马某把该疫苗全部接种于柳林卫生院服务中心辖区内的适龄儿童,从中获利102095元。被告人田某犯玩忽职守罪,免于刑事处罚。

    下面分享一篇关于疫苗接种的法律分析,希望能够给大家专业的思考。

    作者:程跃华、刘子锋、曹培杰

    预防接种,是指为了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流行,提高人体免疫水平,按照法定免疫程序,接种技术人员将传染病疫苗接种给适宜的受种者使之对该种传染病产生特异免疫力的行为。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相应的传染病最简便、经济、有效的手段。

    1. 预防接种行为的法律性质

    根据2005年6月1日实施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本文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疫苗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受种的疫苗,包括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接种第一类疫苗由政府承担费用。接种第二类疫苗由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承担费用”。

    根据上述分类,我们认为,第一类疫苗接种是执行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免疫规划而实施的,接种第一类疫苗是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其性质属于政府行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分为三个,政府是服务的提供者,接种单位是实施者,属于行政法上“被委托的组织”,受种者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具体对象,因此第一类疫苗接种的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政府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这一产品来实现的[1]。可以说对第一类疫苗的接种属于强制接种,但其具体的责任及责任承担则因不同环节而异,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而第二类疫苗则是接种单位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种公共卫生服务,即防病服务。对第二类疫苗的接种,是受种者自愿的行为,属于自愿接种。这种情况下,法律关系的主体与普通的医疗服务合同无异,即医患关系。

    2. 预防接种引发纠纷的类型

    有学者认为,从疫苗接种不良后果引发的纠纷产生原因角度分析,主要有疫苗质量纠纷、不当接种纠纷和不良反应纠纷[2]。其中疫苗质量纠纷是指疫苗质量不合格即不符合国家标准引发的纠纷。不当接种纠纷是指接种技术人员违反医疗规范和常规实施接种,构成医疗侵权行为,引起的纠纷属于普通的医疗侵权纠纷。而不良反应纠纷,根据《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普通药品的属于不良反应在疫苗反应时变成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概念,该条规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因此预防接种接种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的疫苗引起的药品不良反应。

    2.1疫苗质量纠纷的法律性质及其责任承担。

    引起疫苗质量纠纷的疫苗质量不合格,包括疫苗在生产、储存、运输环节导致的疫苗质量不合格,因此而引发的纠纷属于产品责任纠纷。国家在生产环节,有疫苗产品的生产批件及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做出明确的规定;其是否合格相对而言有检验和鉴定依据,其疫苗生产者是最终责任人。而在储存、运输环节,2006年3月8日原卫生部和国家食药监局也制定了《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规定了疫苗的生产、运输、储存以及注射前的冷链中涉及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的冷链硬件及监控软件方面的要求。上述单位,因违反该管理规范导致疫苗质量不合格的,均应当按照《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十二条“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承担责任。受种者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的规定向疫苗接种单位或生产、销售企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张赔偿。

    2.2疫苗不当接种纠纷的法律性质及其责任承担。

    疫苗不当接种纠纷则是因接种技术人员的过错导致的,属于一般的医疗侵权行为。无论针对第一类疫苗的接种,还是第二类疫苗的接种,其责任均应当由接种单位承担,受种者应当向接种单位主张权利。

    2.3.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法律性质及其责任承担。

    2.3.1第一类疫苗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较为复杂。如前所述,疫苗分为第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对于第一类疫苗,由于其疫苗接种的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且这种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伤害实际上是受种者个人在为疫苗的巨大社会效益埋单,比如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的接种中,在脊髓灰质炎已在世界上基本消灭的今天,个体基本不存在感染疾病病毒的风险,但是如果人人都拒绝接种,则脊髓灰质炎又可能会传播开来。因此,根据谁受益谁担责的原则,对公共人群的免疫伤害进行国家赔偿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只有这种情形下产生的接种纠纷才属于行政纠纷。因此,《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于这种情形导致的异常反应,“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

    2.3.2第二类疫苗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对于第二类疫苗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由于其属于普通的医疗纠纷,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医疗侵权过错责任的赔偿规定,由于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存在过错,因此,从过错责任原则角度来看,医疗机构无须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疫苗生产企业也不存在过错,因此也不存在产品责任纠纷,无须承担产品瑕疵担保或者产品缺陷责任。而在发现受种者出现疫苗异常反应后,医疗机构未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和救济措施,则违反了医疗服务合同的注意义务和救助义务,将承担医疗服务合同责任或承担医疗侵权责任[3] 。

    对于第二类疫苗而言,其具有较充分的市场竞争,相对而言,疫苗产品与国外产品质量差距不大,这种情况下引起的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由于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流通企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均无过错,而受种者产生了异常反应,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看,只能根据该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的公平责任原则的规定,由各方分担损失;《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句规定“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因接种第二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即这种情况下,疫苗生产企业应当承担公平责任的补偿责任;表明《条例》并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至于是否应当参照国外的做法设立以及由哪几部门共同设立药害事故的损害赔偿基金,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3. 对预防接种纠纷中的若干思考

    3.1现阶段,第一类疫苗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疫苗生产企业应当承担产品缺陷责任。

    我国有近四十家疫苗生产企业、能生产预防27种疾病的46种疫苗,是全球最大的疫苗消费国,但还远远称不上强国,盖因我国开发的品种大多为单价疫苗、减毒活疫苗等传统疫苗品种,而国外上市的疫苗多以联苗、灭活等新型疫苗,国产疫苗在关键技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4],大致相当于国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甚至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水平,其原因是第一类疫苗的定点生产和毫无竞争压力的生产方式导致,因此这种缺陷的产生并非不可避免的,其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发展缺陷”的情形,疫苗生产单位应当承担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赔偿标准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执行;不应当以该疫苗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为由免除企业的责任,让“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相应的补偿费用。只有这样,才能迫使企业转变观念,加快产品的转型,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群众疫苗接种的接种率,进而更有效地获得全社会对该类传染病的防治效果,这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事情,也影响国家的形象和声誉。

    因此,在现阶段,基于第一类疫苗存在着严重的产品缺陷,疫苗生产企业应当承担缺陷产品的赔偿责任。

    3.2第一类疫苗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退一步讲,对于第一类疫苗,由于其疫苗接种的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对公共人群的免疫伤害进行国家赔偿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因疫苗接种引起的异常反应却只能获得补偿,对受种者而言,是不公平的。《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即由于行政机关“被委托的组织”疫苗接种单位的行为,导致受种者受到伤害,受害者有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即便第一类疫苗属于不存在产品缺陷的产品,国家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3患者救济途径的不畅已经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如前所述,从预防接种纠纷产生的原因角度分析,主要有疫苗质量纠纷、不当接种纠纷和不良反应纠纷;从法律关系来讲,第一类疫苗的接种既有行政纠纷的可能,又存在民事纠纷的可能;从实践中来看,患者因为接种疫苗导致的索赔短则数年,长则十余年,基于受害者家属的长期奔走,原卫生部会同财政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仅就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异常反应问题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脊髓灰质炎相关病例鉴定及善后处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但这种针对单一疫苗的文件仅能解决单一疫苗接种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受害人的救治和赔偿问题,也无法解决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案由选择问题。

    能否不区分案由,直接将第一类疫苗的接种问题统一规定为行政案件来处理,是可以考虑的方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始终是行政机关“被委托的组织”,是“行政机关延长的手”,这样既便于受害人及时获得保障,又由于医疗机构和行政机关的偿付能力强,让受害人的权利不会落空;在行政机关和医疗机构共同承担责任后,由行政机关、疫苗接种单位疫苗、疫苗生产、储存、运输环节有关单位自己去区分、分担责任,比让弱势群体的受害者去区分显然更容易。而对于第二类疫苗而言,其本身均属于民事纠纷,受害者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疫苗接种单位或疫苗生产企业追究责任。而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种和稀泥的现象,即找到一些牵强附会的理由,让接种单位适当补偿了事,这既对患者不公平,对疫苗接种单位也是不公平的。

    另外,在已经出台的《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和《条例》和各省补偿办法的规定里,似乎已经针对赔偿和补偿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除去鉴定程序繁琐、漫长、难以作出公正鉴定以及救济途径复杂之外,更急需的似乎应当是针对刚刚发病时的救治;对此,药害事故的损害赔偿基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期待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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